多地陆续成立疾控局，释放了什么信号？ 全球速看

近日，多个省级疾控局挂牌亮相——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5月26日，浙江、四川、广东三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

5月28日，黑龙江、湖南两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

5月30日，江苏、海南、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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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潮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5月中旬以来，已有2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这也标志着，继两年前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组建，我国疾控机构改革开始加速进行。

从“疾控中心”到“疾控局”，改名的背后传递了哪些信号？在人们过往印象里，疾控部门似乎“存在感不高”，如今，与疫情交过手，我们又该如何思考它在公共卫生系统中的角色？从机构改革的新起点出发，拥有更强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疾控机构还面临着哪些新课题？这些问题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

“把‘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许多人深刻感受到疾控部门的作用是因为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各层级的疾控中心作为监测预警的前哨、疫情防控的主力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实际上，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已运行了近70年。1953年，浙江省设立省级卫生防疫站，上个世纪50年代各地陆续成立的防疫站就是疾控中心的前身。鼠疫、霍乱、天花，寄生虫病……这些听起来有些遥远的传染病，从控制到根除的过程中，疾控部门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时代变迁，过去的防控体系已无法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公共卫生安全形势。病毒持续变异，防控也需升级。”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谭晓东告诉潮新闻记者，人类仍然面临新发传染病的威胁，我们此前更多在讨论传染病如何“控制”，希望新机构成立后，更多地从预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把“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2020年全国两会上，来自浙江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谢双成就曾提出《设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管理局，加快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提案。

谢双成向潮新闻记者表示，自己曾参与当年抗击非典的相关工作，那时起就萌生了对我国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思考——面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强大的应急处置能力离不开一个职责明确、能级清晰、运转顺畅、保障有力的疾控系统。

“改变重医疗轻疾控的现状，把预防工作做在前头。”谢双成在提案中建议，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在体制上，把“疾控”列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系列，参照目前中医药管理局构架设置，设立疾病预防控制局，使之成为主管疾病预防控制的独立的、权威的行政管理机构。如今，谢双成的提案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一场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意识到防控到位是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谭晓东说，“现在大家对疫情的讨论少了，但是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会一直存在，各地疾控局的成立也是一种意识层面的唤醒，传递出一个信号，国家将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性提升至新的高度，它不仅限于医疗领域，而是成为国家公共安全的一部分。”

铺开一张疾控大网

从“中心”到“局”的改变，不仅是换个机构名称那么简单，其中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疾控部门权限范围的扩展。

目前，多个省级疾控局关于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还未正式发布。但从国家疾控局中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可见一斑。

《规定》显示，国家疾控局承担制订传染病防控及公共卫生监督的政策，指导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规划指导疫情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指导疾控科研体系建设，公共卫生监督管理、传染病防治监督等五大职能。

其中，我们能看到，“监督”和“决策”两方面的职能得到突出强化，运用科学的研判做出决策、对一些行政部门进行监督，尽可能避免误判的发生。

另一方面，从国家疾控局领导成员看，曾驰援湖北的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出任局长，原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常继乐、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中日医院原院长孙阳出任副局长。“一正三副”均有医学背景以及防疫经验，多位业内专家在采访中表示，专业的事上，专业的人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与决策权”，也意味着疾控领域长期的技术与行政分离可能发生改变。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保障科学决策的同时，保障效率同样关键。

钟南山院士曾经在采访中提及，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卫生系统的一些不足：突发性事件逐级汇报机制繁琐，容易耽误时机。此前，疾控部门主要负责疫情的技术监测，但没有发布政策的权力。如果医院发现疫情，需要先上报给当地区疾控、再经由市、省疾控，最终的疫情发布由行政部门负责。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疾病出现苗头或可能传染扩大的趋势时，要有人率先拉响警笛，这样预警的能力，此前疾控体系还有所欠缺，主要和机构设置有关。

“疾病防控是一个全链条的过程，疾控局的成立有助于进一步理顺职能。”谭晓东说，这种理顺不仅发生在本部门内部，疾控对相关部门的协调能力提升后，疫情监测和上报流程也可能有更高效的优化。

疾病防控“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看到，从国家层级再到省、市、县级疾控局的设立，一张高密度的疾控大网正在全面铺开。

继2021年5月国家疾控局成立后，各个省份也开始布局组建地方疾控局，市、县级别的改革紧随其后。以浙江为例，除了省疾控局为省卫健委管理的副厅级省政府机构外，杭州市、温州市、绍兴市等市级疾控局也已亮相

“省市级别疾控局成立，可以强化各级政府的公共卫生预警职能。”马亮认为，不同层级的疾控局的功能定位要扭转“职责同构”和“上下一般粗”的体制问题，负责相对不同的职责，并有相对不同的机构设置。市县疾控局更多侧重发现和上报问题，而国家和省级疾控局则重在研究和决策，形成错位发展的态势。

成立之后的关键课题

今年4月，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沈洪兵来到杭州，参加2023年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他在发言中表示，今年是疾控体系改革非常重要的一年，要将省一级和市县一级疾控体系的机构改革做到位。

挂牌成立疾控局，仅仅是疾控体系改革的开始。

在抗疫的三年里，疾控体系也同样经历了一次“历练”，在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防护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机构成立，预防关口前移，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等在防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以改革发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下一步，站在新起点上的疾控局仍需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强弱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国应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沈洪兵曾对我国疾控体系现状及问题进行梳理，目前，我国共有疾控中心3376个，专业技术人员15.8万人，各类卫生应急队伍1.55万支、超过20万人，初步满足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需要。然而疾控体系存在的问题包括能力不强、机制不活、动力不足、防治不紧密，其核心问题在于人才、编制、经费。

新组建的各级疾控局呼唤更多的优秀人才，而目前疾控人才“增量不足、存量流失”问题较为显著。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公共卫生类别执业医师数量从13.1万下降到11.8万。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各级疾控系统都有人才流失且招不到合适人员的情况，和同为五年制医学临床医学毕业生相比，预防医学人才在薪资待遇、职业发展方面都有较大差距。

几位专家在采访中均表示，新机构成立后，必须充分考量长效机制的问题——在软件、硬件上形成长效的投入机制，加强疾控部门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合作，参照同级医疗机构的薪资水平，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高效、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此外，马亮也提到，改革之后的“大疾控”体系下，如何实现疾病防控的全国一盘棋，是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机构后的重要命题。为了真正解决“有预警无预报、有知觉无行动、有行动无协调的”问题，疾控机构改革步伐的还在继续提速。

（来源：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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